世纪回眸1919年（上）

5月4日，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。上午10时，北京大学、高等师范学校、中国大学、朝阳大学、汇文大学、民国大学、工业专门学校、农业专门学校、医学专门学校、法政专门学校、铁路管理学校、警官学校、税务学校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，商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，抗议北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。

下午1时，北京13所高等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集会于天安门前。他们手持写有“取消二十一条”、“还我青岛”、“保我主权”等各种标语旗帜，高呼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、“拒绝和约签字”、“誓死争回青岛”等口号，并由北京大学学生宣读了《北京学生界宣言》。同时要求北京政府惩办亲日派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、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。随后，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，率大队学生举行示威游行。游行队伍出中华门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，沿途散发传单，一些市民自动加入游行队伍。行至东交民巷时，受到中国巡捕的阻拦，由北大学生罗家伦等4人为代表去美国公使馆，美公使不在，遂向馆员递交了《陈词》。游行队伍遂转向东城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进发，群众愤怒地高呼：“卖国贼”、“卖国贼”。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率先突破入宅，撬开大门，群众遂大举拥入，把曹宅捣毁一空。曹闻讯躲避，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遭到学生们的痛打。在极端愤怒的情绪下，群众于下午4点30分，从汽车库取出汽油纵火。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，当场捕去学生32人。

当晚，北京各校学生召开会议，讨论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问题。蔡元培参加了北大的学生大会，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表同情，保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，但劝阻学生不要罢课。北大学生未接纳蔡的意见，决定联络各校实行罢课，并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，邓中夏、黄日葵等被选为干事。当日，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直辖各学校、京师学务局、北京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：严整学风，“对于学生当尽管理之责，其有不遵约束者，应即立予开除，不得姑宽，以敦士习而重校规”。

五四运动，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。

5月5日，曹汝霖提出辞职。他在呈文中对签订“二十一条”和铁路借款两问题作了辩解。对山东问题的失败，把原因推在英、法维持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密约上。铁路借款一事，他将责任推给徐世昌说：济顺、高徐各路借款，汝霖此时兼长财政，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，政费军储，罗掘罄尽，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，无力接济。汝霖仰屋旁皇，点金乏术，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。此项合同内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。

5月8日，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：“该总长从政有年，体国公诚，为本大总统所深识。流言诋毁，致酿事端，驯至毁屋殴人，扰害秩序。该总长因公受累，实疚于怀。……务以国家为重，照常供职，共济艰难，所请应毋庸议。”

5月5日，梁漱溟撰文，认为打伤曹、章是犯法的。他说：“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，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，审厅去审理判罪，学生去遵判服罪。”他的理由是：“在道理上讲，打伤人是现行犯，是无可讳的。纵然曹、章罪大恶极，在罪名未成立时，他仍有他的自由。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，也不能侵犯他，加暴行于他。”

5月6日，康有为就国内发生的反帝爱国事件迅速表态支持学生。他说：“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，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，而忘今之为民国，政府只有奉行民意，而不得专擅也。”

康有为高度评价学生这次举动说：“自有民国，八年以来，未见真民意、真民权，有之，自学生此举始耳。”

他呼吁：“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学生，而日请诛卖国贼。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，而诛卖国贼。”他又说：“曹汝霖、章宗祥等力行卖国，以自刈其人民，断绝其国命久矣。举国愤怒，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。”“幸今学生发扬义愤，奉行天讨，以正曹汝霖、章宗祥之罪。举国逖闻，莫不欢呼快心，诚自宋太学生陈东、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。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，有不称快者乎？”

6月7日，南京下关、浦口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。这次罢工是为声援北京被捕的爱国学生而举行的。同日，南京各大、中学校学生在花牌楼、下关等处演讲、游行。警察厅长下令镇压，学生受伤、被捕者数十人。

8日，南京各界万余人集会，抗议军警武装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。会后举行示威游行。津浦铁路浦镇机工厂，在王荷波带领下，拟渡江参加市内大游行，因军阀封江阻止，改在浦镇示威游行。

6月8日，陈独秀发表《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》一文及随感录14则。在随感录《研究室与监狱》中，陈独秀提出“出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监狱就入研究室”一语，鼓舞人们在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时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，成为当时青年学生的座右铭。